
杜甫,几乎每个人都是从语文老师那里认识的。在课堂上,语文老师提到三吏三别时,总是强调杜甫那种忧国忧民、同情百姓疾苦的情怀,这确实是事实,但也过于简单化了。仅凭这一点,我们根本无法真正了解杜甫。杜甫不仅是伟大的诗人,他心中那种强烈的功名心和虚荣心,有时甚至让人感到难以置信。 杜甫一生都在追求功名,然而他总是在这条路上一次次遭遇失望,终究未能得志。在这漫长的求职旅程中,有三件事是他最为得意的,且都与他对功名的追求密切相关。按理说,知识分子追求功名本是理所应当的,因为这才是实现理想与抱负的途径。但当这种追求变得过于显眼时,就会让人感到不适。
首先要提的,是他向皇帝献上《三大礼赋》时的得意。这件事是杜甫心中最引以为傲的之一。在唐朝,想要做官有三条途径,除了参加科举,另一条就是直接向皇帝陈情献文。杜甫的诗中很少提到他参加科举的事,因为两次科举考试他都落榜,虽然第二次是因为李林甫的算计,所有人都未能被录取,但他还是没能通过。而他比较多提到的,是向皇帝献文。杜甫向皇帝呈上文辞的记录共有三次,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完全没有回应,毫无结果;而第二次则是天宝十年,他献上了《三大礼赋》。这篇赋得到了皇帝的青睐,虽然并未直接任命他,只是让他待在集贤院等待进一步的安排,但杜甫却将这次经历夸耀得如同大功告成,常在诗中提及这件事,尽管最终并没有实质性的职位。 杜甫在《莫相疑行》中写到: 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,牙齿欲落真可惜。忆献三赋蓬莱宫,自怪一日声辉赫。 他甚至在《壮游》一诗中提到: 曳裾置醴地,奏赋入明光。 这里的曳裾置醴地,实际上是引了一个古代的典故,指的是西汉时期,楚元王每次宴请穆生时,总会为他准备甜酒,尽管穆生不喝。这用来比喻杜甫自己认为皇帝应为他准备美酒一样的礼遇。可是,事实是,皇帝根本没有给予他这种待遇,那篇赋早就被遗忘在了历史的尘埃中。 第二件让杜甫感到得意的是他成为左拾遗。安史之乱爆发后,杜甫从长安逃到凤翔,并得以被任命为左拾遗,成为了一个接近皇帝的小官。这个职位虽然微小,却令杜甫感到无比光荣。在他写的许多诗中,都提到过这一点,尤其是在《往在》这首诗中: 微躯忝近臣,景从陪群公。登阶捧玉册,峨冕耿金钟。 他写道,自己身为近臣,在皇帝身边,身穿金钟玉冕,捧着玉册,仪式盛大,真是无上的荣耀。再看看《忆昔》中的句子: 我昔近侍叨奉引,出兵整肃不可当。 近侍二字,无不流露出他对于这一身份的自豪。 第三件是他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。764年,杜甫的朋友严武被任命为东西川节度使,并向朝廷请求为杜甫谋得一个官职——检校工部员外郎。这一职务比左拾遗高,是一个从六品的官职。杜甫的诗中常常提到这个官职,仿佛每一首诗里都在强调自己曾担任过这个职位,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功勋。比如在《堂客》中他写到: 台郎选才俊,自顾亦已极。 在《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》中,他也提到: 幕府初交辟,郎官幸备员。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,杜甫对于这个身份充满了自豪,尤其是在诗中不断强调自己曾经的高官身份。杜甫也提到过鱼袋——唐代官员的身份象征,特别是他这类从六品的官员。无论是《奉赠卢琚》中的银章,还是其他诗句,都显示出他对自己官职的骄傲。 这些事迹充分显示了杜甫内心强烈的功名心与虚荣心,以至于这些诗句成了他对外界展示自己成就的广告。但这种过于显摆的态度,也让人感到有些做作和可笑。 南宋大诗人陆游读杜甫的诗时,曾经气得把书扔了,虽然后来又捡了回来。陆游不止一次在心中对杜甫提出疑问:杜甫,怎么总是在炫耀自己是‘员外郎’呢?他在《秋兴》一诗中写道: 功名不垂世,富贵但堪伤。底事杜陵老,时时矜省郎? 他在问杜甫,怎么总是强调自己曾做过一个小官。然而,陆游对于杜甫的尊重并未减少,他感动于杜甫的诗意,甚至流泪。杜甫的诗,尽管让人感到一些不适,但依然是极具价值的。 这种虚荣心的展示,在当时并不鲜见。事实上,像王安石、欧阳修、苏轼等人,即便曾身居高位,他们的诗文中也从未刻意显露自己的官职。而白居易虽然写过江州司马青衫湿,但那是感慨命运的低谷,并非为了炫耀。 有趣的是,历史上那些未能大官得志的人,往往更容易在诗文中夸耀自己的身份。而真正做了高官的人,往往更低调,鲜少提及。这也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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